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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依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与蔡徐坤委托合同纠纷
一审判决书公开
据裁判文书网显示，4月27日，上海依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依海文化”）与蔡徐坤委托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公布。
文书显示，原告依海文化诉称，2015年11月，其与蔡徐坤签定《演艺娱乐事务独家经纪合同书》，合约期限为2015年11月17日至2023年4月17日，蔡徐坤单方面提前解约，则每年需赔偿违约金300万元。
且2016年双方签定的补充合同中约定，蔡徐坤每提前一年违约，每年需赔偿3000万元违约金。
被告蔡徐坤辩称：
原告未按约履行演艺经纪义务，且两合约仅隔7个月，违约金就涨了10倍，明显不合理。
此前，依海文化作为反诉方要求蔡徐坤赔偿5000万违约金被法院驳回，因此依海文化不能再就违约金提起诉讼。
2017年2月后双方再无合作，而2018年6月，依海文化将蔡徐坤肖像授权给某公司3年进行广告宣传，授权费用1500万，后蔡徐坤诉至法院，双方合同解除。依海文化认为蔡徐坤导致公司损失1500万元，由其承担，显然不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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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审法院认为：
原告依海文化，未考虑肖像授权是否存在无法履行风险就擅自签定合同，因与第三方解约产生的损失系原告本身造成，故1500万损失赔偿证据不足不予支持；
双方签定的合同期长达11年，且两合同签订时蔡徐坤仍未成年，合同履行期限过长限制了被告选择自由，故提前解约存在合理性；
仅时隔半年，解约赔偿金从300万提升至10倍的3000万，在此期间，被告尚未出道，原告也未提供对被告个人实际支持的成本证据，依据不足；
且原告未按约支付被告每月8000元的报酬，构成违约；
因对原告的投入是对被告所在团体组合，无法计算原告为被告个人具体支出及预期收入，最终，对于解约赔偿金，法院酌情确定为300万元，驳回原告其他请求。
依海文化在一审后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法院多次发布开庭公告。
双方纠纷由来已久
据证券时报，蔡徐坤与前东家依海文化的解约纠纷最早可追溯到2015年。
2015年，蔡徐坤因参加《星动亚洲》节目签约于好样传媒(湖南)股份有限公司。在节目录制过程中，由于节目制作方转让，蔡徐坤被告知要转签合同，否则无法继续参加节目。为能继续完成节目录制，2015年11月17日，蔡徐坤与依海文化签订经纪合同。
2016年6月双方签订补充合同，对蔡徐坤的解约赔偿金进行了修改，如蔡徐坤单方面解约赔偿金由800万元修改为8000万元，提前解约赔偿金由每年300万元修改为每年3000万元。
2017年，蔡徐坤向依海文化提出解约，并提起诉讼。主要理由是，依海文化单方面随意提高合同违约金及赔偿金，还要求蔡徐坤承担自己演艺事业活动的成本投入，并对其演艺活动收入提取高额分成。
此外，蔡徐坤认为，依海文化并未履行合同中约定的演艺经纪义务，未履行艺人经纪事务管理运营义务，未对其演艺事业做出完整合理的规划，无法为其演艺事业的更好发展提高专业和稳定的支持。
2015年11月12日，依海文化与蔡徐坤签订经纪合同及补充协议，约定其为蔡徐坤独家全权经纪人，合同期限至2023年4月17日。
2017年1月，公司通知蔡徐坤参加演出活动，遭到拒绝，此后蔡徐坤拒绝参与公司安排的任何活动。
2017年2月10日，蔡徐坤提出解除《经纪合同》，此后又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撤销经纪合同。
依海文化并不同意解除合同。在反诉中，依海文化要求判令蔡徐坤支付违约赔偿金5000万元，并将其出演网剧及综艺《偶像练习生》取得的全部演艺收入(包括后期广告代言收入)的70%支付给公司。
2018年10月29日，静安法院作出判决，解除双方签署的经纪合同及补偿协议。但对于合同解约引发的赔偿问题，判决表示双方可自行协商，协商不成可另行主张相应权利。这也成为双方日后纠纷的起源。
除了直接因解约纠纷对簿公堂外，相关法律文书显示，近年来，依海文化还多次起诉蔡徐坤及其代言的产品及企业。
依海文化认为其行为侵犯了其专属经纪权，构成不正当竞争，严重损害依海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对依海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。不过，这些诉讼多以依海文化撤诉告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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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| 每日经济新闻、裁判文书网、证券时报、天眼查、新闻晨报等
编辑| lady w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