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记者韩雪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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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逼近。美国财长耶伦一再警告，若国会不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，美国政府6月1日可能就无力履行付款义务、被迫违约。而眼下距离这一日期仅剩一周多的时间。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此次债务危机事件的始末，本报记者采访了兴业研究首席汇率分析师、外汇商品部总经理郭嘉沂，为读者剖析此次事件的成因、影响与可能的走向。
这是两党的政治博弈
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债务上限的谈判为何进展得如此艰难？
郭嘉沂：由于美元全球本位币的特殊地位，美国财政赤字、债务总额短期内并不存在硬约束，设置债务上限的初衷本是一种财政自律的软约束。随着次贷危机后美国国内社会矛盾加剧，美国两党在政治主张上也越来越对立，使得债务上限愈发成为两党展现政治立场、争取选票的政治筹码。次贷危机后，美国频繁地出现债务上限危机，例如，2011年、2013年、2018至2019年都曾发生债务上限危机。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引发国际评级机构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，2018年至2019年债务上限危机更是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历史上最长时间关门。
具体到此次债务上限的讨论，表面诱因是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多数席位。虽然民主党继续保持参议院多数席位，但法案通常需要两院一致通过，且众议院主要掌管财政立法权。当前，美国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于民主党要求无条件地提高债务上限，共和党则要求附加削减政府开支的条件。在辩论分歧背后反映的是两党政治立场的差异。2024年美国大选即将到来，债务上限谈判也成了两党宣传政治主张、拉拢选民的秀场。
最后时间会达成协议
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5月24日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他有能力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上取得进展，美债上限谈判会达成结果，不会出现债务违约情况，且美国不会通过增税来解决美债上限问题。此外，麦卡锡还重申了他的立场，即美国政府应在下一财年将支出控制在低于去年的水平。您对此有何评述？
郭嘉沂：从政策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出现违约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，美国将会出现主权债务的违约。但历史上来看，美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在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经济衰退后，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配合，以非常规货币政策及巨量财政转移支付帮助美国经济渡过难关，实质上以政府主权信用兜底了私人部门信用，导致了美国政府存量债务和杠杆率激增。
假如出现美国国债技术性违约的极端情况（目前来看概率较低），则会引发短期全球金融市场巨震，同时会对美元体系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尽管这不足以令美元体系崩溃，但势必增加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元体系的质疑，加速去美元化、货币多极化进程。
三种可能结局
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尽管不少经济学家预测不至于出现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，但对这场债务上限谈判博弈的僵局怎样收场也有一些判断，您认为这会是怎样的情况？
郭嘉沂：第一种情况：6月1日前达成协议。两党会尽力在6月1日前达成一致，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，避免政府关门。
第二种情况：6月1日前未能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。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债并不必然违约。首先，即便美国政府关门，美国财政部仍能获得一定财政收入，这部分收入将优先兑付债务。其次，6月中旬，美国财政部能获得一次季度纳税补充，或能支持政府运作至7月末8月初。
第三种情况：未达成协议，出现美国政府关门。它的直接影响是债务偿付以外的非必要支出，例如，社会保障收入会被暂停支付，加剧美国经济下行压力。此外，大量美国经济数据会暂停公布，美联储和金融市场都会进入“盲人摸象”的状态。市场情绪会更加趋于谨慎，风险偏好受到抑制。
